1897年冬，梅远谋出身在湖北省黄梅县，1925年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32年经李四光推荐留学法国五年，在留法学习期间，多次发表论文，阐述自己的真知灼见。他在《中国的白银外流与货币危机—兼驳国际经济关系均衡论》一文中，戳穿了资本主义列强以所谓“国际经济关系均衡论”为幌子，对世界经济落后国家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的实质;并针对当时一些经济学者关于“中国白银外流与美国白银政策无任何联系”，把危机归结于“金融机制的不完善和银行体制的缺陷”，认为“出现赤字是由于过量进口”，“借贷是为了填平赤字以维持账面平衡”等错误论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说:“假如美国不实行白银政策，也就没有世界上的银价上涨，请相信，危机肯定不会在这个时期爆发，而且也不可能以这样的形势蔓延。”他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货币危机—论1935年11月4日的货币政策》专著，在收集整理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货币发行、物价涨落、进出口和汇价变动等大量数据和事实的基础上，科学地论证并正确地回答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货币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和直接原因。他认为:“原因是多重的，但美国的白银政策是直接原因”。并指出:“中国是美国这个政策的最大受害者”。他还以大量的调查材料揭示了危机的种种表现，中国政府为解决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和1935年11月4日货币改革及其后果。他一针见血地指出：“1934年出现的货币危机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事件。……我们研究了这次危机，客观地考察了为这次危机所开出的“药方”，而这付“药方”恰恰构成了1935年货币改革的重要内容。从环境的方面看，它完全搞乱了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形势”。他在该论文的结尾大声疾呼：“我国货币当局应睁着眼、竖着耳，好好看看和听听在世界各地关于货币所发生的一切!”他呼吁国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杜绝白银外流，拯救货币危机。他的博士论文《中国的货币危机—论　　1935年11月4日的货币政策》回答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货币危机产生的深刻根源。
　　1937年回国后受聘重庆大学任教，与马寅初共担货币银行学课程。1953年梅远谋随西南革大调入四川财经学院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梅远谋随西南革大调入四川财经学院任教。他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几乎期期上课;年近花甲还亲自带领学生去温江农村调查，提出建立农村信贷合作社的建议。1961年与何高著、彭俊逸、曾康霖合著的“中国社会主义货币信用学”被作为财经类本科专业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