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8日下午，成都下起了小雨。位于童子街的兰珩诩老人家，在闹市中僻处一块静地。兰老师养着不下五盆兰草，客厅里一篇翠意盎然。老人着一身素色的针织衫从里屋出来迎接我们。虽然年过九旬，两鬓略有灰白，老人在接受采访时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当得知采访她是为了校史的修订工作时，她连连称赞：“校史也是党史的一部分，光华大学建校已经快九十年了，这部分历史确实很重要。”但又不无遗憾，“你们来得还是太晚了，很多了解当时历史的人都已经不在了……”

艰苦岁月入光华

         兰珩诩是雅安荥经县人， 1943年自私立蜀华中学毕业后，慕名进入了光华大学经济系学习。“听说光华大学是为了反帝国主义侵略而建立的，这真的不简单。而且还有谢霖主任这样的教师。”1945年，光华大学迁回上海，光华成都分部移请川省地方人士接办，更名为成华大学。直到1947年离校，兰珩诩在这里一共度过了四年时光。

        回忆起当时的生活，老人不禁感慨；“当时生活确实困难。”在那个时候，光华大学在人们心目中，已经算是“贵族学校”了。但是教学环境仍然恶劣。当时使用的教材都是老师们用油纸印成的。要想翻书，只能去图书馆，更没有粉笔、黑板之类的教学工具。教授们上课大部分用口述，因此同学们要想听课跟上进度，全靠认真做笔记。“要是你不会做笔记，在这里根本读不下去。”兰老师爽朗地笑起来。

       回忆起在光华的恩师时，老人着重提及了彭迪先和黄宪章两位教授，并一个劲地称赞两人“人品高，有觉悟”。尤其是黄宪章教授，“当时他在学生里的口碑很好，是个进步人士。”老人回忆道。

象牙塔里起硝烟

       开始谈到在民主青年协会的经历时，老人带上了眼镜，从茶几下的隔板里摸索了半天，掏出来一个红色封皮的旧本子。本子里面写着她为这次采访专门整理记录下来的当时经历，黑色的小字填满了十几页泛黄的纸张。

        兰珩诩最先谈到的是她的战友们。其一是她同寝室的“老大姐”陈和玉。之所以叫她“老大姐”是因为她进校时已经三十多岁了。老大姐可以说是兰珩诩的引路人，“1936年，她就在重庆入了党，陈大姐来光华读书的一个目的就是在大学生中进行爱国宣传。”她回忆与陈大姐交往的点点滴滴，“她经常看新华日报和香港的进步刊物，还偷偷地给我看，我看了之后很受感触。”相同的理想和话题让两人越走越近。陈和玉平日里会组织几个进步青年一起做读书会，分享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对自己的体会感想。通过这些，兰珩诩不仅逐渐了解了陈大姐，也受她影响成为了进步青年的一员。

       除了陈大姐外，学校里还有很多党员或非党员的进步青年，如苏世培、吴兆萱、陇汝洁等。那段时间里，党的力量受到极大打击，党组织遭到破坏，爱国运动被迫转移至地下，进步人士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其他人很难知晓其身份。老人说：“我们那时举办的活动都只有内部的同学们参加，从来没有老师。结果后来大家才发现，有些老师，比如黄宪章竟然也是党内的一员，他还是我们的系主任呢。”

       光华大学民主青年协会自1944年10月15日成立以来，迄今已有70年历史。兰珩诩于1944年12月初加入，是最早进入的一批进步青年。民主青年协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校级组织，总负责人为金陵大学的王宇光，他后来担任了川南党组的副书记。之后加入光华民协的陆陆续续有四五十人。老人回忆起当时的生活，脸上溢满了微笑：“我们当时讲的是自由、民主、平等相待。同学们之间的感情是相亲相爱的革命同志的感情。你知道吗，每次开完会之后，男生还要送女生回宿舍呢。”

       正如当时其他的学生活动一样，民协的活动也充满了进步与斗争。兰珩诩强调：“民协的斗争史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斗争史，特别是文化方面。”当时的民协还发展到了中学，一些中学生也成为了民协的成员。国民党反动派曾派出数百警卫，驱逐成都四中的爱国青年集会，打伤30余人，其中重伤15人。光华民协则立刻发起签名运动来募捐、声援四中，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在这种压力之下，国民政府被迫妥协，不仅有人辞职，还接受了我们提出的10条要求。”兰老人自豪地说，“我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此类的活动不胜枚举，1947年，国民党的镇压加剧，激起了同学的抗议。大家提出了“反美蒋勾结、反饥饿、反迫害、反独裁”的口号，在昆明惨案后进行示威游行，声援新华日报，以及为抵制国民党的“反苏政策”而游行等等。

       民协的活动不只局限于集会游行，1945年春夏间，民协组织了“学生下乡”活动，兰珩诩和陈和玉被分配到龙泉为当地村民进行扫盲、抗日宣传普及和共产主义教育。当时大学里面有两个壁报团体——《青苗》（光华时期）和《喇叭花》（成华时期），两个壁报团体人数加起来大约30人。《青苗》的负责人是陇汝洁，《喇叭花》的负责人则是林祥志。他们主要负责在学校通过壁报——即写在墙壁上的大字报对同学们进行爱国宣传。

      许多进步人士也加入了学生的活动。党中央提出“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这在各高校引起强烈反响。华西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以及光华大学等十二个学校的代表在华大的体育场举行座谈会，共有两千多人参加。兰珩诩和陈和玉、苏世培、吴兆轩代表光华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在会上张澜老先生做了讲话，他指出：“现在中国有两大问题，一个是国共合作的问题，一个是民主问题。”引起了同学们的强烈共鸣。

       1945年5月4日，为纪念“五四运动”并同时缅怀惨遭杀害的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大家组织在华西大学的足球场进行集会纪念，却不料遭到特务分子的阻挠破坏。成都市的大中学生奋起抵抗，整个足球场聚集了五千余人，千余位同学手挽手组成一道人墙，将里面的集会包围，阻止国民党特务进入破坏。著名作家叶圣陶参加了这次集会，并在会上高呼“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身陷囹圄志不移

       兰珩诩老人为爱国的奔走努力让她在同学间赢得了“三学士”的美名，但也同时让她进入了国民党的黑名单。1947年5月2日，国民党残酷镇压南京反美示威游行的大学生，南京惨案震惊全国，大学生们联合起来，提议将一个月后的6月2日定为示威游行纪念日。岂料国民党这次一反常态，以强硬手段应对。5月31日起，全城特务开始出动抓人，兰珩诩也“榜上有名”。王宇光同志赶到兰老师家中，要她赶紧离开。当时正值大学结业考试之际，王宇光焦急地劝慰兰珩诩：“别考试了，是命重要还是这个学历重要？”兰珩诩只得立即从学校宿舍中搬出，暂住在她未婚夫所联系的朋友家中，并和陈大姐约好地点，会合后立即离开。

       当兰老师前往会合地点时，她的未婚夫拦住了她，说：“这个地点（会合地点）是‘老虎口’，它是你离开学校的必经之地，特务们早就等在那里了。去不得啊！”兰珩诩坚定地拒绝了，她说：“陈大姐是上级，我是下属，哪里有抛弃上级独自逃跑的下属呢？”而后仍旧赶往会合地点高大姐家。尽管做了些外貌的乔装打扮，她还是被特务认出并抓住了。然而她并没有慌张，而是借口要给老家送点东西，在特务的监视下将自己的首饰交给了同样从事地下工作的高大姐，并嘱咐她：“麻烦你把这个交给我老家的弟弟，让他卖了换学费，我要跟他们（门口的特务）出去一趟。”兰老师并没有弟弟，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高大姐立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及时通知了其他人兰珩诩被捕的消息。

       老人回想起监狱里面的生活，“几个监牢里面，关满了《华西晚报》的许多工作人员和进步人士，有共产党的，也有民盟的。”监狱中的日子很辛苦，“刚进去的时候，他们审问了我几天几夜，我都没能睡觉。因为我一直不肯交代，三、四个月后，他们无奈就把我放出来了。”面对国民党的逼问，兰老师一直“装傻”。“他们总问我是不是共产党，要我交代上级关系。我就装傻说，‘啥子是共产党哟，我只听说过国民党。全校学生是我的同级，教授们是我的上级，你还要我交代啥子嘛？’”，兰老师一边讲，一边笑了起来，“其实我还要感谢特务们呢，我在监狱里面成功宣传了党的路线，还认识了很多民盟的同志呢。”出狱后，兰珩诩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并与其未婚夫完婚。

        兰珩诩老人还讲述了大她两届的学长傅伯雍的故事。和兰老人相比，他就要坎坷许多了。他曾经三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其中一次还发生在学校中。最后一次入狱时被关押在渣滓洞。1949年11月27日夜，渣滓洞大屠杀开始，万幸的是，他与其他十余名战友九死一生，成功逃出，现仍然健在。

       从监狱中出来后，兰老人为避免再遭逮捕，更名兰珩诩（原名兰季芬），并偷偷前往灌县（今成都都江堰市），成立了灌县普照寺党支部。当时摆在她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是回老家，安享父辈荣华；二是跟随丈夫，前往宜宾；三是独自留在灌县，进行地下活动。她依然选择留下，和当地农民兄弟打成一片。随后她前往宜宾工作，一待就是几十年，退休后回到成都，安度晚年。

       从入学光华到如今已经过去71年，兰老师很庆幸自己有过一些坎坷的经历，她认为，所有的磨难都是人生的财富。当年的校友们，只要现在还在世的，彼此之间还有联系，这份同窗之情更是难能可贵。兰老师在谈及当初的同学现状时还能记得一清二楚。“我们同学会时还见过面呢”她笑着说。

（作者：欧阳柳依 李济麟    指导老师：陈奇志）

附：采访对象简介：

兰珩诩，1921年出生，雅安荥经县人， 1943年考入光华大学经济系学习，1947年毕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退休，曾任宜宾专署统计局副局长、调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