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凭我的记忆，讲讲对我父亲的一些印象，一些看法。

赴法留学

我1931年出生在湖北武昌。在我一岁半的时候，我的大妹妹出生不久，父亲就到法国留学去了。大概四、五岁的时候，要是有大人问我“你父亲上哪儿去了？”我说“到法国去了”，我就这样回答。有一天母亲问我：“爸爸要回来了，你想要他带点什么？”我说：“给我带点红苕吧”。妈妈就笑了。

我父亲经常给我母亲写信，差不多一个礼拜都要来一封信，但是因为路程很远，海运（坐船过来）的信件，估计至少有十天以上，恐怕还不止，要二十多天以上的延迟，所以我父亲就怕这个信件搞不清楚。他一个礼拜写一封，第一封没有到，第二封又发出来了，可能第三个要发出来了吧，所以他在每个信封上写上编号。他信封上贴了漂亮的邮票。母亲很欣赏这些邮票，把这个邮票撕下来，夹在本子里面。我也是从那时开始欣赏邮票。我从小集邮，就是这么开始的。

受聘重大

1937年初，我父亲回国了，我们家还在武昌。那天晚上家里很热闹，点了一些彩色的电灯，红的、绿的、蓝的电灯。有几位亲友到家里面来吃饭。我们几个小孩，拿着父亲带回来的小礼物，兴高采烈地打打闹闹。

我父亲回来之后不久，发生了“七七事变”。我父亲一看这形势，不能在湖北待下去了，就领着我们全家逃难，乘民生公司的大轮船，从武昌来到重庆。我记得很清楚，在船上正好赶上“九一八”（9月18号）。轮船上组织了一场纪念“九一八”的晚会，让乘客自愿报名，演唱抗战歌曲。我们姐弟四个人，大姐、二姐、我和妹妹，父母为我们报名，唱了几首抗日救亡歌曲。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抗战爱国、救国的教育，印象很深。

到了重庆之后，我舅舅李四光介绍父亲到重庆大学任教。我们住在小龙坎，离重大很近。我父亲那个时候在重庆大学教课，讲货币银行学方面的课，当初是马寅初教授负责这个课程，所以我父亲是和马寅初教授共同讲这一门课。

我们在重庆那几年遇到日本鬼子的飞机疯狂轰炸，包括有名的“五三”、“五四”轰炸，很惨烈。一天，一个最大的防空洞，它只有一个进出口，被炸弹炸塌，焖死了上千人。有一次，晚上月光特别明亮，空袭警报来了，全家起来躲警报。妈妈发现携带的一个小包袱不见了，里面有一个月的薪水，非常着急。马上到处寻找，终于找到了。还有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父亲到城里面去照顾一个同事的家属，帮他处理一些防空的问题，结果他一夜都没有回来，我母亲急得要命，我们几个孩子也跟着着急。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得很早，就站在街头，朝着城里面看，就踮起脚来看，就是等我父亲，等了很久，我父亲终于回来了，满头都是灰，幸好没有受伤。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父亲觉得在重庆再待下去太危险了；经常躲警报，孩子们不能正常上课，学习都耽误了。于是，他就联系了已经从成都搬到峨眉山的四川大学去教书。我们全家就从重庆走水路到嘉定（即乐山）。天气很冷，水流比较急，逆水行舟，十分艰难。在水不太深的地方，船员都脱光了站在水里面来拉船。经过一天一夜，终于到了乐山。然后再走陆路到峨眉。

战乱频仍 辗转任教

到峨眉县后，我家住在峨眉山麓报国寺附近。我父亲在川大当教授，他还是讲货币学金融方面的课，母亲在川大图书馆工作。那时候是我们生活最艰苦的一段时期。教职员薪水很少，物价飞涨。我们家里面经常吃的是价格低廉的陈米、陈面，里面经常有肉虫，有霉味儿。除了吃糙米、长虫的米和面之外，还经常掺一点麦麸子来吃，而且父亲把他从法国带回来的专业书籍，精装本，好几本拿去卖给学生。不光我们家，还有很多其他的教职员也是寅吃卯粮。比如说，每个月初发薪金，到了20号左右就花光了，那就预支下个月的薪金。那一段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但是我父母从来都没有被这些困难给吓倒，从来没有听他们抱怨过。因为在抗战非常时期，大家都是很困难的。在那个穷困环境中，我们姐弟学习不需要大人督促，逼迫，训斥。我们都是很自觉地学习。我们学习的一个困难就是晚上做作业，只有一盏小油灯，只能点两根灯草。为了节省一点菜油，作业做完了就点一根灯草，有一点点亮就可以了。而且是我们四个人围着吃饭的方桌，晚上我们就在那里做作业。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小学的时候就这样。

后来日寇的轰炸大大减少。大概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了，日寇的轰炸大大减少了。川大搬回成都，我们全家也跟着父亲到了成都。

到了成都之后，条件就比较好了，住的房子也好，每位教授都有一座独立的平房。门口还有一小块自己的地。那个时候我们就在门口种菜。我还记得很清楚，主要是莲花白。北京叫圆白菜，那里叫莲花白。种莲花白还要浇粪。我那个时候已经上初中了，父亲就让我挑粪、担水来浇。我从小体质比较弱，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犯胃病，但是我父亲在这方面就不客气，在农村的话，你这么大的孩子就应该独立劳动了。不过，一满担水我是挑不动的，就挑半担。我父亲也亲自下地，他虽然是教授，也亲自下地。

在成都，我家待的时间很短，就搬到三台去了。三台比成都要偏僻一些，东北大学在三台，主要是东北流亡的教授和学生。我们要从成都转到三台去。东北大学教务主任左潞生教授是父亲的留法同学。是他邀请父亲去东北大学教书，兼任经济系主任。我们上的学校是国立第十八中学。我大姐二姐分别上高二和高一，我上初三，大妹妹也上初中了。

到了三台县，开始我们住在街上租的房子，学校里还没有房子。第一个冬天，我们住在楼上靠街的一边。一天，有两个女士住在后院。夜里她们在被窝里用烘篮烤火取暖，半夜突然着火了，就是我们一个院子里着火了。我们房间都烤得很热，大家惊醒，赶紧起来。母亲带着外婆和孩子，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跑到街上去。我在街上看见父亲把一个个用棉被包住的箱子从窗户扔到街上来。不久，天亮了，学校知道后，紧急地调整房子，给我们家三间不是连在一块儿的房间。

我们到四川以后多次搬家，每一次搬家，所有的东西要收拾起来，要打捆，箱子也要捆，铺盖也要捆。我父亲是主要劳动力，我就是我父亲的第一助手。我从那个三、四年搬一次家，每搬一次家，东西要全部收起来，坛坛罐罐都得收起来学到一些本事。

舐犊情深

父亲教书、备课非常认真。有时候还听见他看法文专业参考书时高声朗诵，还写笔记。父亲的中文也特别好，要求我们在寒暑假多读一些比较经典的书，好的文章，比如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他还亲自讲解唐诗。还要求我们姐弟几人寒暑假每天都要写日记，练习小楷和大楷。我特别怕练字，就把毛笔尖剪掉，然后捏扁。练小楷时，一竖就是宽的，一横就是细的，就这么写。后来被父亲发现，批评了我一顿：“你这样子是练不出书法来的。”

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经常讲抗战的形势，还讲世界大战的形势，父母对我们教育最多的就是爱国、抗战。我们是一个一盘散沙，东亚睡狮，我们被人家叫做“东亚病夫”。我们应该救亡图存，应该自强不息，应该奋斗，应该科学救国。我们就是这几十年落后了。所以我们学习的动力全部在这儿。不是说将来找到一个出路，能够有一个好的职位，好的待遇生活，而是我们要为国家发展、进步而学习。

实际上我在成都的时候赶上招募去缅甸的远征军，去缅甸打日本。我那个时候才十二岁，就自作主张报了名，我隐瞒年龄并且改了名字去报名，对父母也隐瞒了。结果因为年龄太小，没被录取。父母知道后，一点儿没有批评我，反而是鼓励：“你这个心是好的，但是现在不够条件，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我们是在三台迎接抗战胜利的，城市非常小，那个城市没有几条街，但是大家都自己扎灯笼，提灯笼游行，在街上提灯游行，非常热闹。

抗战胜利了，东北大学回东北了。我父亲考虑东北那么冷，孩子这么小可能不适应。他还希望在南方，云南大学的校长熊庆来，也是父亲留法的同学，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父亲跟他联系好了，他一个人先到昆明去。云南大学专门给一些高级一点的教授每户一座二层楼房，在楼上有四间卧室，楼下有厨房、客厅、和书房。后来我母亲、外婆、小妹妹她们也去了，后来我们全部都搬到了昆明去。到昆明去路途遥远，路况也不好，还有土匪，云南大学让我们全家都乘飞机去昆明。

还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于右任先生给我父亲写了一个横幅，内容我记不得了，就挂在客厅的墙上。我父亲到了云南大学，他们是文学专业和法学专业都比较小，所以就合并成一个学院叫文法学院，他担任院长兼经济系主任。

迎接黎明

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1949年夏天，父亲携全家到重庆去，到重庆之后仍然住在小龙坎。我1949年9月份考到重大，11月份重庆就解放了。我就在学校，我父母都在北碚，他们给我留了一个银元，作我的伙食费，我参加了重庆大学的护校活动，后来重庆市内没有打仗，整个重庆解放。我就回北碚看我父母，经过这么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都安然无恙，而且兴高采烈，我大姐参加一些宣传活动，写标语，做横幅，我的大妹妹也是个积极分子。我在这种情况感染之下，确实也觉得国民党实在腐败得不得了，等到解放军来了，解放了，我也觉得非常高兴。

1950年7月，西南文教部派父亲到北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讨论会。他是我们家到首都北京最早的一个。他回到重庆之后非常高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见到我们的二舅李四光。他们讨论会的教师们有一次听中央的领导人做大报告，他意外地发现了二舅李四光，等到休息的时候，他就去认他久违的二哥，因为都在开会，没时间聊家常，约好了下个礼拜天到他家里去见面。父亲如约到我舅舅家里去了。当时我舅舅住在北京文津街3号，父亲去了之后，我舅舅、舅妈带着他，乘国家配给他的车，到天坛公园。舅舅跟我父亲说“对不起，周总理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要写一个报告，今天不能陪你玩儿。”他带着一个皮夹子，里面有纸，有钢笔，带着材料，让舅妈陪着我父亲在公园里转。那我爸爸就在我舅妈的陪同下游天坛公园，然后又把我父亲送回开会住的地方。就这么一个过程。他回来跟我们讲，非常激动，多少年没见面了，整个抗战期间都没有见面。我舅舅从英国回来，已经有国民党特务在监视了，他为了回国，绕道去巴黎旅游，他一个人，把我舅妈也扔下，他的女儿我的表姐也撂下，然后我舅妈后面走另外一条路去和他会合，再坐船从香港回来，这样子才回来的。这个过程，我爸爸讲起来，劲头很足。我舅舅的政治态度，对我父亲的影响也是很直接的。

解放后，我不跟父亲住在一块，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后来我在编制纪念我父亲诞辰100周年幻灯片的时候，看了我父亲的一些材料，他的那些图片，做了一些幻灯片，文字很简单，里面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他到温江农村去调查农村的信贷活动，父亲在这方面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我父亲在西南财经大学及其前身院校呆了三十多年，而且我母亲也在财经大学做过工作，退休之后还在家属委员会做工作，所以我觉得我父亲和母亲，都是在工作期间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为学校的建设和教学做出了他们自己应有的贡献，也受到了学校的领导和广大的师生的爱戴和关护以及各方面的照顾。

（梅遂生口述，邓晓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