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5日，刘开扬出生在成都北门。1940年，6月，刘开扬考取了由教育厅在茶店子举办的四川民众教育馆(现文化馆)馆长职位，民众教育馆拟委派他赴绵阳上任，就在此时，刘开扬家母去世，自己刚过20岁，加之到绵阳去又天遥地远，他很希望能调换一下工作地点，9月，他被调往罗江县民众教育馆当馆长。
　　新中国的成立时刘开扬刚好而立之年，刘开扬很意外地接到北京《学习》杂志社主编胡绳的邀请函，请他赴京担任杂志编辑。1950年，刘开扬来到北京，在《学习》杂志社当通联部主任，白天上班，晚上熬夜看稿子，一有机会，还要抽空查阅资料，潜心研究唐诗。后来组织上又调他到人民出版社去工作，不久，因他肺病复发，便根据周总理所作的保护知识分子的报告精神，请求调回成都。 求贤若渴的四川财经学院副院长刘洪康获悉了此事，1956年，刘开扬便正式调入四川财经学院，给大学生讲授现代汉语。1961年财院改为成都大学的时候成立了汉语教研室，刘开扬任教研室主任，干满一届后，他主动辞去主任职务，自愿而为一名纯粹的科任教师。 世界上的事往往就是这样阴差阳错，“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刘开扬这个只读过初中的教师，后来会对杜甫研究发生那么浓厚的兴趣，并在这个领域作出了很大成就。
　　1961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出版了刘开扬的学术著作《唐诗论文集》; 次年，为纪念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诞辰1250周年，杜甫被推为世界四大名人，《文学遗产》便专门约请刘开扬写点纪念文章，他便完成了《谈王嗣的〈杜臆〉》一文，紧跟着，大量研究杜甫的文章也相继问世。适逢《杜臆》一书出版铅印本，古籍出版社社长李俊民邀他作序，同时约请他继续创作有关杜甫的研究文章。在受到如此礼遇的优越条件下，他潜心写作，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他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之一的《杜甫》，该书印了30万册，还多次重印。“文化大革命”前夕，周恩来总理说，古籍作为华夏民族的文学遗产要竭力保护，出版社便再次选中了他这部《杜甫》再次出版。该书曾在我国台湾由台北市国文天地社出版。读书的日文译本，由东京株式会社发行。
　　1980年，中共成都市委书记肖菊人还专程找到刘开扬，让他参加杜甫研究学会，虽已过花甲之年，他还是为刊物撰写了若干篇论文。

1979年，刘开扬年届60岁的第一个喜讯就是: 他和刘诗白、王叔云等一起，被评为西南财经大学第一批教授。当时四川财经学院没有古典文学方面的学术权威，他那一摞厚实的评审材料被报送到川大，但川大的人只愿意看他的文章内容，不答应写评审意见，实则是不想为此担负文责。学校一时找不到该把先生的东西交给谁看，先生无可奈何地说，那交给郭沫若好了，他会看的，因为刘开扬当年曾为郭沫若的《蔡文姬》提过有用的意见，郭沫若为此还专门致信给他，说先生远见卓识，学问渊博，沫若自愧弗如。后来，刘诗白先生闻讯带着刘开扬的评审材料去北京大学，北大中文系林庚教授听说后自告奋勇要担纲为他评职称，这事儿才终于有了下落。1981年，刘开扬先后出版了《高适诗集编年笺注》(25万字，北京中华书局)、《岑参诗集编年笺注》(100万字，巴蜀书社)、《唐诗通论》(30万字，巴蜀书社)、《唐诗的风采》(50万字，上海书店)，奠定了他研究唐诗较坚实的基础，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肯定。前两种书被省社科联和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二等奖，第三种被四川省新华书店列为畅销书，第四种曾列为全国高校中文系参考用书，美国哈佛大学斯蒂芬所著的《初唐文学》还将此评为“最有用的书”。闲余，先生还曾注释毛主席圈选的《诗词若干首》，后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36万册。1989年，70岁的刘开扬教授正式退休。今天，先生手头尚有50余万字的《柿叶楼文集》已编定，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