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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我的父亲梅远谋教授

发布时间:2017-01-06           点击次数:2416次

       我凭我的记忆,讲讲对我父亲的一些印象,一些看法。

赴法留学

       我1931年出生在湖北武昌。在我一岁半的时候,我的大妹妹出生不久,父亲就到法国留学去了。大概四、五岁的时候,要是有大人问我“你父亲上哪儿去了?”我说“到法国去了”,我就这样回答。有一天母亲问我:“爸爸要回来了,你想要他带点什么?”我说:“给我带点红苕吧”。妈妈就笑了。

       我父亲经常给我母亲写信,差不多一个礼拜都要来一封信,但是因为路程很远,海运(坐船过来)的信件,估计至少有十天以上,恐怕还不止,要二十多天以上的延迟,所以我父亲就怕这个信件搞不清楚。他一个礼拜写一封,第一封没有到,第二封又发出来了,可能第三个要发出来了吧,所以他在每个信封上写上编号。他信封上贴了漂亮的邮票。母亲很欣赏这些邮票,把这个邮票撕下来,夹在本子里面。我也是从那时开始欣赏邮票。我从小集邮,就是这么开始的。

受聘重大

      1937年初,我父亲回国了,我们家还在武昌。那天晚上家里很热闹,点了一些彩色的电灯,红的、绿的、蓝的电灯。有几位亲友到家里面来吃饭。我们几个小孩,拿着父亲带回来的小礼物,兴高采烈地打打闹闹。

       我父亲回来之后不久,发生了“七七事变”。我父亲一看这形势,不能在湖北待下去了,就领着我们全家逃难,乘民生公司的大轮船,从武昌来到重庆。我记得很清楚,在船上正好赶上“九一八”(9月18号)。轮船上组织了一场纪念“九一八”的晚会,让乘客自愿报名,演唱抗战歌曲。我们姐弟四个人,大姐、二姐、我和妹妹,父母为我们报名,唱了几首抗日救亡歌曲。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抗战爱国、救国的教育,印象很深。

      到了重庆之后,我舅舅李四光介绍父亲到重庆大学任教。我们住在小龙坎,离重大很近。我父亲那个时候在重庆大学教课,讲货币银行学方面的课,当初是马寅初教授负责这个课程,所以我父亲是和马寅初教授共同讲这一门课。

      我们在重庆那几年遇到日本鬼子的飞机疯狂轰炸,包括有名的“五三”、“五四”轰炸,很惨烈。一天,一个最大的防空洞,它只有一个进出口,被炸弹炸塌,焖死了上千人。有一次,晚上月光特别明亮,空袭警报来了,全家起来躲警报。妈妈发现携带的一个小包袱不见了,里面有一个月的薪水,非常着急。马上到处寻找,终于找到了。还有一次,日本飞机来轰炸,父亲到城里面去照顾一个同事的家属,帮他处理一些防空的问题,结果他一夜都没有回来,我母亲急得要命,我们几个孩子也跟着着急。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得很早,就站在街头,朝着城里面看,就踮起脚来看,就是等我父亲,等了很久,我父亲终于回来了,满头都是灰,幸好没有受伤。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父亲觉得在重庆再待下去太危险了;经常躲警报,孩子们不能正常上课,学习都耽误了。于是,他就联系了已经从成都搬到峨眉山的四川大学去教书。我们全家就从重庆走水路到嘉定(即乐山)。天气很冷,水流比较急,逆水行舟,十分艰难。在水不太深的地方,船员都脱光了站在水里面来拉船。经过一天一夜,终于到了乐山。然后再走陆路到峨眉。

战乱频仍 辗转任教

       到峨眉县后,我家住在峨眉山麓报国寺附近。我父亲在川大当教授,他还是讲货币学金融方面的课,母亲在川大图书馆工作。那时候是我们生活最艰苦的一段时期。教职员薪水很少,物价飞涨。我们家里面经常吃的是价格低廉的陈米、陈面,里面经常有肉虫,有霉味儿。除了吃糙米、长虫的米和面之外,还经常掺一点麦麸子来吃,而且父亲把他从法国带回来的专业书籍,精装本,好几本拿去卖给学生。不光我们家,还有很多其他的教职员也是寅吃卯粮。比如说,每个月初发薪金,到了20号左右就花光了,那就预支下个月的薪金。那一段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但是我父母从来都没有被这些困难给吓倒,从来没有听他们抱怨过。因为在抗战非常时期,大家都是很困难的。在那个穷困环境中,我们姐弟学习不需要大人督促,逼迫,训斥。我们都是很自觉地学习。我们学习的一个困难就是晚上做作业,只有一盏小油灯,只能点两根灯草。为了节省一点菜油,作业做完了就点一根灯草,有一点点亮就可以了。而且是我们四个人围着吃饭的方桌,晚上我们就在那里做作业。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小学的时候就这样。

       后来日寇的轰炸大大减少。大概是珍珠港事件发生了,日寇的轰炸大大减少了。川大搬回成都,我们全家也跟着父亲到了成都。

到了成都之后,条件就比较好了,住的房子也好,每位教授都有一座独立的平房。门口还有一小块自己的地。那个时候我们就在门口种菜。我还记得很清楚,主要是莲花白。北京叫圆白菜,那里叫莲花白。种莲花白还要浇粪。我那个时候已经上初中了,父亲就让我挑粪、担水来浇。我从小体质比较弱,动不动就发烧感冒,犯胃病,但是我父亲在这方面就不客气,在农村的话,你这么大的孩子就应该独立劳动了。不过,一满担水我是挑不动的,就挑半担。我父亲也亲自下地,他虽然是教授,也亲自下地。

        在成都,我家待的时间很短,就搬到三台去了。三台比成都要偏僻一些,东北大学在三台,主要是东北流亡的教授和学生。我们要从成都转到三台去。东北大学教务主任左潞生教授是父亲的留法同学。是他邀请父亲去东北大学教书,兼任经济系主任。我们上的学校是国立第十八中学。我大姐二姐分别上高二和高一,我上初三,大妹妹也上初中了。  

       到了三台县,开始我们住在街上租的房子,学校里还没有房子。第一个冬天,我们住在楼上靠街的一边。一天,有两个女士住在后院。夜里她们在被窝里用烘篮烤火取暖,半夜突然着火了,就是我们一个院子里着火了。我们房间都烤得很热,大家惊醒,赶紧起来。母亲带着外婆和孩子,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跑到街上去。我在街上看见父亲把一个个用棉被包住的箱子从窗户扔到街上来。不久,天亮了,学校知道后,紧急地调整房子,给我们家三间不是连在一块儿的房间。

       我们到四川以后多次搬家,每一次搬家,所有的东西要收拾起来,要打捆,箱子也要捆,铺盖也要捆。我父亲是主要劳动力,我就是我父亲的第一助手。我从那个三、四年搬一次家,每搬一次家,东西要全部收起来,坛坛罐罐都得收起来学到一些本事。

舐犊情深

      父亲教书、备课非常认真。有时候还听见他看法文专业参考书时高声朗诵,还写笔记。父亲的中文也特别好,要求我们在寒暑假多读一些比较经典的书,好的文章,比如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他还亲自讲解唐诗。还要求我们姐弟几人寒暑假每天都要写日记,练习小楷和大楷。我特别怕练字,就把毛笔尖剪掉,然后捏扁。练小楷时,一竖就是宽的,一横就是细的,就这么写。后来被父亲发现,批评了我一顿:“你这样子是练不出书法来的。”

       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经常讲抗战的形势,还讲世界大战的形势,父母对我们教育最多的就是爱国、抗战。我们是一个一盘散沙,东亚睡狮,我们被人家叫做“东亚病夫”。我们应该救亡图存,应该自强不息,应该奋斗,应该科学救国。我们就是这几十年落后了。所以我们学习的动力全部在这儿。不是说将来找到一个出路,能够有一个好的职位,好的待遇生活,而是我们要为国家发展、进步而学习。

       实际上我在成都的时候赶上招募去缅甸的远征军,去缅甸打日本。我那个时候才十二岁,就自作主张报了名,我隐瞒年龄并且改了名字去报名,对父母也隐瞒了。结果因为年龄太小,没被录取。父母知道后,一点儿没有批评我,反而是鼓励:“你这个心是好的,但是现在不够条件,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我们是在三台迎接抗战胜利的,城市非常小,那个城市没有几条街,但是大家都自己扎灯笼,提灯笼游行,在街上提灯游行,非常热闹。

       抗战胜利了,东北大学回东北了。我父亲考虑东北那么冷,孩子这么小可能不适应。他还希望在南方,云南大学的校长熊庆来,也是父亲留法的同学,一个非常有名的数学家。父亲跟他联系好了,他一个人先到昆明去。云南大学专门给一些高级一点的教授每户一座二层楼房,在楼上有四间卧室,楼下有厨房、客厅、和书房。后来我母亲、外婆、小妹妹她们也去了,后来我们全部都搬到了昆明去。到昆明去路途遥远,路况也不好,还有土匪,云南大学让我们全家都乘飞机去昆明。

      还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于右任先生给我父亲写了一个横幅,内容我记不得了,就挂在客厅的墙上。我父亲到了云南大学,他们是文学专业和法学专业都比较小,所以就合并成一个学院叫文法学院,他担任院长兼经济系主任。

迎接黎明

       解放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1949年夏天,父亲携全家到重庆去,到重庆之后仍然住在小龙坎。我1949年9月份考到重大,11月份重庆就解放了。我就在学校,我父母都在北碚,他们给我留了一个银元,作我的伙食费,我参加了重庆大学的护校活动,后来重庆市内没有打仗,整个重庆解放。我就回北碚看我父母,经过这么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都安然无恙,而且兴高采烈,我大姐参加一些宣传活动,写标语,做横幅,我的大妹妹也是个积极分子。我在这种情况感染之下,确实也觉得国民党实在腐败得不得了,等到解放军来了,解放了,我也觉得非常高兴。

       1950年7月,西南文教部派父亲到北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讨论会。他是我们家到首都北京最早的一个。他回到重庆之后非常高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见到我们的二舅李四光。他们讨论会的教师们有一次听中央的领导人做大报告,他意外地发现了二舅李四光,等到休息的时候,他就去认他久违的二哥,因为都在开会,没时间聊家常,约好了下个礼拜天到他家里去见面。父亲如约到我舅舅家里去了。当时我舅舅住在北京文津街3号,父亲去了之后,我舅舅、舅妈带着他,乘国家配给他的车,到天坛公园。舅舅跟我父亲说“对不起,周总理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要写一个报告,今天不能陪你玩儿。”他带着一个皮夹子,里面有纸,有钢笔,带着材料,让舅妈陪着我父亲在公园里转。那我爸爸就在我舅妈的陪同下游天坛公园,然后又把我父亲送回开会住的地方。就这么一个过程。他回来跟我们讲,非常激动,多少年没见面了,整个抗战期间都没有见面。我舅舅从英国回来,已经有国民党特务在监视了,他为了回国,绕道去巴黎旅游,他一个人,把我舅妈也扔下,他的女儿我的表姐也撂下,然后我舅妈后面走另外一条路去和他会合,再坐船从香港回来,这样子才回来的。这个过程,我爸爸讲起来,劲头很足。我舅舅的政治态度,对我父亲的影响也是很直接的。

       解放后,我不跟父亲住在一块,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他工作很努力。后来我在编制纪念我父亲诞辰100周年幻灯片的时候,看了我父亲的一些材料,他的那些图片,做了一些幻灯片,文字很简单,里面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他到温江农村去调查农村的信贷活动,父亲在这方面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

        我父亲在西南财经大学及其前身院校呆了三十多年,而且我母亲也在财经大学做过工作,退休之后还在家属委员会做工作,所以我觉得我父亲和母亲,都是在工作期间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为学校的建设和教学做出了他们自己应有的贡献,也受到了学校的领导和广大的师生的爱戴和关护以及各方面的照顾。

(梅遂生口述,邓晓娇整理)